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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独有的女子文化之潮州歌册

来源:环球潮人潮剧票友会 时间:2017/11/29 17:39:56 字体:[ / ] 阅读:884

中华大地,被称为“女子文化现象”的物事,寥寥无几。我们广东,目前被称为此现象的,除了顺德民俗婚嫁的“自梳女”,就是我们潮汕地区的“潮州歌册”了。象“潮州歌册”这种涵盖“民间文学”与“民间说唱”的女子文化,在全国来说,也是极少有的。有专家积极提议,应将其申报联合国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精神内涵:造就妇女贤淑温柔的品行
  我小时候,常跟妈妈到外婆家听歌册,那种感人的场面至今难忘。外婆唱的拿手好戏是《包公会李后》、《卓文君听琴》、《薛仁贵回寒窑》等故事。她所识几个字都是外公教的,作为一个乡下穷教师,外公教外婆有不懂的字“有头看头,有旁看旁”。外婆拿着一本32开的木刻线装歌册,用简单呆板的同一曲凋,哼哼拉腔。激情之处,夹以旁白,往往是自己添枝加叶插进好多见解,那是外婆对故事中人物的评价。
  每当夕阳西下,晚饭已毕,外婆家的小小天井就挤满了人,这些人都是邻居姐妹、大姆大婶、婆媳妯娌,有的把绣花柜、刷纸架也搬来,边听唱,边干活,好不热闹……听到伤心处,一个个眼泪汪汪,低低哭泣之声可闻;听到奸贼恶计害人,一个个咬牙切齿,“短命无好死”之声四起;人团圆了,或恶人伏法了,大家喜上眉梢,尽兴而散。一到首本全连故事,妇女们儿乎无一遗漏,每晚必到,就像观看电视连续剧一般,生怕跟不上。至今时隔几十年,有些老阿婆还能随口背唱出几段来,对剧中人物之间关系及情节,更是一清二楚,滴水不漏。
  早时潮汕女人,能上学堂的很少,许多见识如道德规范,品性、情操、为人处世、是非原则、善恶观念等,都是从潮州歌册学来的。虽然历史上潮州歌册多为宣传忠义节烈和借助妇女中一些人对佛教的信奉,宣传佛经故事及佛教教义,如潮阳教徒陈梦觉就编写了《目莲救母经》。但歌册毕竟是开拓妇女眼界,揭示妇女心灵,让她们有机会认识社会、认识生活、关注命运,从更多层面来认识世界、探索人生的蒙学。作为一种女子文化,潮州歌册的内容主线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寄托了人民的善良愿望与美好追求,蕴含着潮地历史文化,在纯朴、真挚、通俗、生动的语言中,普遍存在温厚纯良、仁慈宽恕的传统文化底蕴,形成历史上潮地广大妇女贤淑、温柔的品性,从这一点来看,其深远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早时潮汕妇女出嫁或随夫漂洋过海谋生,嫁妆与行囊中,一定要带上几本心爱的歌册作为闺房文宝,寄情以传乡音。在海外的潮人,不少幼时携带潮州歌册走了,长大了一听潮州歌册,乡情油然而生,到老时再想起,更为潮州歌册中悲苦人物与故事落泪。有的阿婆是唱颂潮州歌册的能手,一生中不是只识一二部,而是能唱十数部。大多妇女,可以不用手执歌册,光凭记忆,也能滔滔不绝背唱出来。不少妇女、小孩和一些得不到正规教育的人,就以歌册来学文化、学知识、明事理……
  辛亥革命之后,潮州歌册的内容,注入了不少反封建、号召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新内容,使温柔纯良的潮地妇女,进一步认识了人生的价值。如当时出版的《新中华》,向妇女们宣传革命;到了大革命时代,我地下党运用潮州歌册的形式,向广大潮汕妇女宣传革命道理,如大南山一带流行了《澎湃歌》;到了抗日战争年代有《保卫大潮汕》、《南澳光复记》;到了解放战争时代,曾编印《鸟狗曲》。运用歌册的形式,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号召妇女建设新中国,积极参加到社会实践斗争中来,其意义又更上一个层次。
  作为女子文化的“潮州歌册”在思想内容上是健康向上的。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潮汕大地广大民众中是广受推崇的,它是广大潮汕妇女的精神乐园。“潮州歌册”向广大潮汕民众宣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歌颂爱国爱民、爱家的好人好事,歌颂为民族抗争的英雄人物,倡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如《精忠报国》、《杨家将》、《杨文广平南蛮》等册传,就是歌颂历史英雄人物,教育后人的见证。
 
  “潮州歌册”在思想内容上,占据最大篇幅的,还是在“揭露社会,颂扬正气”八个字上。“揭露社会有着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对上揭露封建皇朝的腐败,批判奸臣、贪官、土豪劣绅的蛮横。众多歌册中为此把矛头直指昏君皇帝。不能直接指其名、道其姓的,就虚构一个个皇朝,一个个皇帝。这些例子,在“潮州歌册”《背解红罗》等集于中可见一斑:另外是揭露存在于社会中的各种丑恶现象,如敲诈勒索、贪妄淫恶、欺贫重富、不行孝道、骗财诱色拐骗妇女、纵火抢劫……等等。这些例子,在“潮州歌册”《珍珠衫》、《柳知府》、《刘明珠》等集子中可见。
  在颂扬正气方面,有歌颂历史上为官清廉的清官、也有歌颂助人为乐的好人和见义勇为劫富济贫的侠客的。这些英雄好汉们,他们有的是在朝为官,有的是在野为民,但均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民消灾解难,均为应大力宣扬高歌之义士豪侠。这些在“潮州歌册”的《包公》、《龙图公案阴阳判》、《香罗帕》、《万花楼》等集子,均可见到。潮汕妇女们演唱的曲目,不论是从民间说唱本,弹词、戏曲剧目、历史故事、民间故事改编而成或是来自于佛经,其故事之内容,绝大部分与妇女有关,如《十八寡妇征西》、《大红袍》、《临江楼》、《苏六娘》、《五义女》、《三义女》、《金花牧羊》、《鲤鱼娶女亩》、《缓婚配歌》等。潮州歌册作为潮州妇女的一种精神依托,一种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学问,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潮州女子文化了。
 
历史溯源:近似古代的“说话”和“变文”
  潮州歌册的形成年代,《潮州府志》对此并没有记载,也不可能记载,因为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想入正史实无可能。但若根据现有材料推断,其渊源至少可以上溯至宋代。若从潮州歌册的结构、形式、演唱、内容来看、潮州歌册近似我国古代的一种民间说唱——“说话”和“变文”。
  “说话”在隋代已广泛流传,它是一种讲故事的说唱形式,一般以七言为主,韵白念诵,讲究抑扬顿挫,内容以说小说、史书、民间故事为主,表演者称“说话人”,说话的底本称“话本”。另一种叫“变文”的民间说唱,也在同一时期出现,其语言通俗易懂,内容主要演绎佛经和历史故事,本子中注有演唱要求和“吟、韵、平、侧、断”等术语。上述两种形式均为“徒歌”形式(即没有伴奏的诵唱),且属“问字寻腔”即依字依词腔调的高低。
 
  以往认为潮州歌册源于弹词,实则二者相差较远。首先弹词的表演者大多为一至三人,有伴唱,而潮州歌册却没有;弹词表演以小三弦、扬琴琵琶作伴奏,而潮州歌册则自始至终说唱,不用一板一鼓、一弦一琴伴奏。唯一相似之处是均为七言,但民间曲艺的七言体实则举目皆是。昔时潮州歌册虽有个别集子标明歌册的由来,如《宋明珠记弹词》、《隋唐演义右调弹词》,但作为潮州歌册,广集南北说唱台本甚至戏曲本子,以丰富自身的内容,这是很自然的。至于有人认为潮州歌册,其产生年代距今只有三、四百年历史。那是因为清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城市经济繁荣,乡村中多半职业以演唱歌册糊口的农妇,纷纷走入
  城镇,对“潮州歌册”的传播及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加上此时乡镇印刷业兴起,故有了现今挖掘出来的歌册刻印本子,作为证物。但以往的歌册古本,则大多数为手写传抄本。发现最早的刻印本那是清咸丰年间的本子。童年时,我见到我外婆所唱的歌册《包公会李后》、《刘明珠》也有手抄本的。若在咸丰年间发现的刻印本,歌册形成年代按理可往前推。
  潮地从唐代起,中原文化源源传入,宋代是我国说唱音乐的全面成熟传播时期,潮地在南宋期间,由于宋少帝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己成必然,这种文化与潮地土生土长俚俗文化相互融合而成歌册很有可能。若考其“潮州歌册”的结构,内容、用词、句法,就可看出它与“说话”“变文”有共同之处。那么,其渊源就更加久远了。
 
文学特色:依词行腔,潮韵方音,结构遵古
  “潮州歌册”的结构,从旋律、句法、吟唱、可以看出它与“说话”和“变文”有着共同之处。“问字寻腔”“吟、韵、平、侧、断”富有“变文”特点。
  “潮州歌册”,旋律古朴单调,一般为七字一句,偶尔也有四字、五字、六字组成一句的。并以四句接韵,韵尾相押,句尾拖音,近似古体诗文的诵读,但又有一定旋律规范。
  如:第一句的尾三个字落在2、3、5三个音上;
  第二句的尾三个字落在l、2、3三个音上;
  第三句的尾三个字落在7、6、5三个音上;
  第四句的尾三个字落在5、6、1三个音上。
  每逢情绪激动时,则临时以其前四句的尾音,提高一个大二度,作为新句的起音。
  变成:第一句的尾三个字为5、3、5;
  第二句的尾三个字为2、3、5:
  第三句的尾三个字为6、1、5;
  第四句的尾三个字又回复到原来的5、6、1上。
  细究这种音韵特色,的确与旧体诗词的作韵特点相通,故此,它具有旧体诗词的气质,而又有潮州吟唱的风味,又因为“潮州歌册”属“说唱”,故传统的潮州歌册干唱到底,音高由主唱者声音而定。演唱中,听众可插话询问甚而停下来评论争议,主唱者若有字不懂的,也可以当场询问众姐妹。加上“潮州歌册”融入了大量的潮州方言土语,有着相当诱人的艺术魅力,所以能在潮汕地广为流传。潮汕地区的方言土语它有着强烈的乡土气息,自然而亲切,说理、形容、比拟入木三分,论理道德可入典籍,可教后人。一理一法均合乎于潮地的人情风俗、生活习惯、思想感情、仁义道德、传统礼教、人文概论。再加上这些方言土语生动、幽默、形象活现,故使潮州乡亲们倍感自然、亲切,在思想感情上自然地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正因此,“潮州歌册”的原始作者,取其方言土语的精华,运用方言土语之形容、比喻、夸张、比拟等句法,把“潮州歌册”所要诉说的内容活龙活现地托了出来,这种高妙的衬托,使“潮州歌册”洋溢着浓厚的乡士气息,唤起了听众的浓烈兴趣。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作一说明:
  如在《英台行嫁》一书中,一声霹雳坟裂开,山伯英台化成彩蝶飞出来,众人惊变:
  “媒婆惊到面青青,走到走落去爬,
  急急马家去报信,花轿半路遇冤家。
  冤家坟底走出来,来拖新娘祝英台,
  老身若是晤走猛,险险掠去凑三个。
  家院听着笑嘻嘻,就说媒婆太多的,
  青天白日看见鬼,做俺来去食甜丸。”
  又如在《刘明珠》中,张氏为占夺刘家财产说:
  “好心之人永世跷(贫),人爱富贵都着枭,
  侥恶之人肚会饱,你爱好心肚着饶(饿)。”
  张氏纵火烧死刘明珠事发,被告到官府,论理时,群众议论:
  “看着淫妇嘴哓哓,年近五十面饶饶(皱皱),
  行路好比淫情鬼,糊到遍面(脸)如花猫。”
  参与张氏作恶者害怕事情不日会暴露的心情:
  “又道田螺为仔死,油麻无技鸟晤栖,
  铜锣难藏衫袖打,鸡卵匏久成鸡儿。”
  又如刘明珠的干妈急忙上殿,想抢劫领赏:
  “头毛无梳如扫筅,脚缠无缠绊死鸡,
  走到面青共面缘,一直走到金銮前。
  刘相看着无奈何,龙袍不穿鬃又无:
  好像走水个猪母,无廉无耻蜡蜡梭。
  ……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在“潮州歌册”《柴房会》、《曹翠娥传》、《三义女》、《车田案》等等,均有出现。“潮州歌册”的这些方言土语,若我们细细研究一下,不难看出,它是带有生动的潮汕妇女,女性特征的方言土语。
  在结构上“潮州歌册”属说唱文学类。故其结构依我国古典词曲及章回小说的特点,有章回目,开端及回末均有押诗、道白。后期的歌册虽减去章回目,而分卷铺叙到底,但也有“夹白”或“开篇歌文”,以三言两语把主题先点了出来。如《解红锣》开篇歌:
  “闭坐青窗无事机,
  只为夏天日迟迟,
  无物消解心头兀,
  手中提起笔一支。
  造出一部新歌文,
  不过劝解人行善,
  为人不可黑心肠。”
  还有一首叫《海门案》的开篇歌则这样写着:
  “天生有缘做夫妻,
  月老催排无差迟,
  自有赤绳来系足,
  不是姻缘不团圆。”
  这是一首爱情的开篇歌。
 
艺术魅力:感动了秀才和财东
  “潮州歌册”历史上被认为俚俗文学。故此,文人学士不愿涉足其间,因而一些民问素材均由民间艺人、教戏师傅、俗家弟子和劳动妇女所提供。
  她们生活在底层社会,爱憎分明,语言通俗生动,成为潮汕妇女文化“潮州歌册”的原始作者。此举感动了穷秀才们、潮剧从艺人、行铺财东们,在他们的支持下,把流传在潮汕的民间故事,历史故事,地方传说,爱情故事等等,编成册子,教唱传唱。成为潮州歌册的说唱内容。这些内容,既有历史故事,又有爱情诗篇;既有民间传说,又有佛经教义。不论古的、今的、均以潮语方言演绎。
  “潮州歌册”这些内容,有的完全属于创作,但绝大部分则为改编、改写。在这一过程中,它始终保持着从民间来到民间去,不断创作,不断修改,不断完善的过程,它是潮地人民、特别是潮州妇女表达自己思想情感、意志愿望的一种大众艺术,是妇女们的精神伴侣,有好多本子,创作出来之后,流传到民间还在民间不断进行了加工创作。如饶平潮剧艺人林炳福编写的《柴房会歌》、潮州市秀才柯逸士写的《曹翠娥传》、记账先生余芝伯写的《三义女》、揭阳失业艺人孙耀存写的《车田案》等。这些歌册集子,经过了三番四次的不断加工修改,在民间得以认可,更具浓烈的地方色彩,特别是运用了大量的俚属乡语,广受潮汕劳动妇女的欢迎。如《刘明珠》中,张氏企图独吞财产,命孙安放火烧刘明珠全家一节歌文:
  “孙安听着如着枪,
  就骂张氏老花娘,
  天下十恶淫为首,
  莫如台人放火烧。
  这么深刻而带有女性特征的方言土语,把人们对真、善、美的热爱和假、丑、恶的憎恨,渲染得淋漓尽致。
  又如,《包公会李后》(《万花楼》)中的一段也写得深情通俗:
  李后唱:“就请大人快起米,
  我有原由说你知,
  老身受苦十八载,
  住此破窑惨万千。
  昨夜神人对我言,
  说道大人到此间,
  可将冤情告诉你,
  就能代我报仇冤。
 
影响深远:走出闺门远播四方
  作为潮汕仅有的女子文化——“潮州歌册”,确是潮州妇女的闺房文宝。听老一辈人说:“过去在那家借得潮州歌册来抄,都是相好感情好的人,才肯借。”因此,在手抄本歌册中,有许多简化自制的字我们是看不懂的,这些字,俗称“歌册字”。故“潮州歌册”原始传播的方法就是:“阿嫲传阿妈,阿妈传女儿,女儿借近邻,近邻借厝边,厝边借远亲,远亲过远洋。“这种单靠口头记忆吟唱和互相传抄的原始传承办法,毕竟相当迟慢。到了咸丰年问,才发现最早的木刻印本,并渐渐有印刷歌册的店铺开张。如潮州府城印制歌册的有“李万利老店”(开创于同治年间)、“王生记”、“陈财利”、“吴瑞文堂”、“王友芝堂”和汕头“名利轩”等十几家。歌册均为木刻本,到清末民初,才有石印本和铅字印本。这一时期,大型出版的“潮州歌册”有“王生记”和汕头“名利轩”铅印的“友芝堂”藏版《双鹦鹉》50本共2000部,和《新中华》等。“名利轩”还在1923年印制潮阳佛教信徒陈梦觉编撰“潮州歌册”《目莲救母》三卷,宣传教义,传播佛经。据汕头、潮安、汀海三地图书馆、文化馆在文化大革命前所收藏的“潮州歌册”共有230余部,实际远远不止于此,许多大部头的歌册还没能收入其中呢!如《金花牧羊》、《刘进忠》、《车田案》都未被收入。因此说,印刷业的兴起、为歌册的传播送来了一阵春风。加上明末清初,出现了演唱歌册的职业演唱者,这些职业演唱者多属寡妇、孤独老妇人、女戏子、演唱歌册成为这些人的生活依靠,她们按夜、按时论价,得米一筒一升,借以糊口度日。使得“潮州歌册”在潮汕地区的潮安、揭阳、潮阳、汕头、汀海、普宁、饶平、惠来、南沃、揭西等地市、县、乡、镇、村落广泛流行。其影响不仅波及福建、诏安、云霄、大埔和海、陆丰一带,且随着潮人的行踪足迹远播至香港、澳门、东南亚各国。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各国有潮人定居之地,均有“潮州歌册”的“身影”。听说在第十届的“国际潮人联谊会”上,就有一位旅法潮籍阿婆,即席吟唱“歌册”,这乡音感动了到会所有乡亲,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总言之,“潮州歌册”之所以会广受潮汕妇女和民众的欢迎,成为潮汕妇女论理道德、行为规范的蒙学,有着四个主要原因:寄托妇女愿望与美好追求;形式简朴、说理通俗;内容丰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色彩浓厚。
  正因此,它唤起了潮州民众及潮汕妇女的极大兴趣,广受大众欢迎。但愿“潮州歌册”不被遗忘,让它在潮汕的文化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研究潮汕地区传统文化、传统音乐和传统戏剧之依据。
(插图选自《潮州历史文化》《潮州歌册》《潮汕百年履痕》)
作者:余亦文 责任编辑:liumingming 分享:收蒧 | 复制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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