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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邦街繁华背后的故事(组图)

来源:汕头日报-大华网 时间:2011/8/21 16:56:04 字体:[ / ] 阅读:13611

 

汕头平平百货公司旧址

 

老汕头声著药房旧址

 

老汕头光明钟表行旧址

镇邦街在汕头的历史上,曾是百载商埠的一处标志性所在。它的繁华,固然占尽天时、地利,但更重要的是“人和”的作用,也即是创业者的团结,通力合作辛勤拼搏的作用。他们敬业、诚信、爱国、爱乡的精神,于今依然值得赞扬,能给人很多启迪。

早在清代嘉庆年间,广东、福建两省的民众就瞅准沙汕头是一块商业宝地,自发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他们先是在现在的升平路头的地方建了一座妈祖宫和一座关帝庙,请来保护神,在宫庙前辟集市。集市规模越来越大,不断向西南拓展。到了清咸丰四年(1854),潮州、漳州两地商人在妈祖宫的西南约500米之处盖了一座漳潮会馆,作为固定商店。又过几年,清政府宣布沙汕头对外开放,称为“汕头埠”以后,汕头埠向西南拓展的速度更加快,镇邦街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是汕头埠最高龄的老街之一,它1919年遭火灾时,还没有升平路、至平路、安平路、永平路、外马路,更不会有国平路、同益路、利安路。镇邦街东北端接后来的商业中心小公园、西南端接镇邦街直下汕头门户之一的西堤码头,在旧时汕头埠,是交通的枢纽。的确,镇邦街是商业风水宝地。

镇邦街曾经是汕头埠的骄傲,它本应该积淀很多现代化城市元素的人文,应该积累很多百载商埠的故事,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的人文和故事早已毁灭殆尽。我下面所记述的,只是在文化废墟里挑拣出来的几块碎片

他们是怎样发家的?

我读小学的时候,同班同学有不少位的父辈曾是镇邦街行铺的老板。有一天,革命干部子弟小秦并无恶意地问镇邦街行铺老板子弟小颜:“你父亲在解放前是靠什么发财的?”小颜羞愧地低下头回答:“靠剥削。”这是当时社会的标准答案。但我们不满足这笼统的答案,总想探求一些细节,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隐讳莫深。直到1980年代,我才了解到事情的一些本象。镇邦街行铺老板的发家史(汕头埠民族工商业主发家史的一般例子)主要有四种类型:

第一,华侨投资创家业。汕头“约开埠”,成为国际性港口城市,给商家带来商机。粤东地区的华侨,最为欢欣鼓舞。他们积累了一定资金,如今可以回乡投入再生产,“资金有用武之地”,又可免除离乡背井之苦,何乐而不为呢!如梅县籍的印尼华侨李柏桓,在侨居国积攒了一笔资金,有人鼓动他投资印尼的橡胶业,他却认为:美不美,家乡水。家乡有发展的机会,应该回家乡。上世纪20年代初,他从印尼来到汕头,在大火过后的镇邦街废墟上,征地创建南生公司,专营洋杂百货。生意越做越大,1932年公司业务、规模扩展,与另几位华侨合伙,在小公园黄金地带盖了一座当时全市最高的洋楼(七层),保留“南生”总字号,一二楼经营洋杂百货,取名“南生百货”,三四楼经营餐饮业,取名“中央酒楼”,五六七楼经营旅店业,取名“中央旅社”。李柏桓一家定居汕头,在利安路择地建造“柏庐”。

汕头埠是宜居、宜创业的城市。镇邦街上的平平百货公司、广发百货公司、亨昌金铺、华达利钟表行……都是华侨投资的行铺,投资者和经营者从实践中发觉汕头的发展前景广阔,于是不少人把定居海外的亲眷迁来汕头。当时流传一句俗语,说是“一上二香三叻四暹五汕六棉”,意思是,全世界最宜创业和居住的地方依次是:上海、香港、石叻(新加坡),暹罗(泰国)、汕头、高棉(柬埔寨)。

第二,借贷为本敢打拚。我年青时读过《资本论》,记得书中有一段话的大意是:有经营经验的人,虽然没有资本,但他可能通过借贷取得本金投入经营,从而获取利润,不断积累资本。镇邦街上有一些经营者,正是靠此道发迹。我的同学林和国君,其父亲年青时来自潮阳乡间,囊无分文,先当了几年行铺伙计,学了一些经营之道,然后大着胆子与亲朋戚友借了一笔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年青人合伙征了镇邦街15号的土地,盖了一幢5层高的洋楼,开设冰室经营冷饮。由于经营有方,生意不断向良性方向发展,不到三四年便连本带息还清债务。不幸的是,林氏家族没有分家,和国君父亲辛勤经营之盈利皆归大家庭所得,家族中出了黄赌毒败家子,家业受严重破坏,直接影响经营,最后冰室歇业,房产盘给“声著西药房”。和国君父亲不甘寂寞,再度“生钱借银”,租了镇邦街16号为铺面,经营鞋类生意,店号招牌“上海裕记”,在同行业中颇有名气,不出两年,再度发家。

第三,积淀成塔梦成真。镇邦街上有些陶家的发迹经历,则是凭自己的勤奋,不断积累技术,积累经验,积累资本,多年准备,以求一逞。上文提到的我的同学颜君之父,属此类创业者、颜父小时候在镇邦街头当擦鞋童,长大就当钉鞋匠,自小与鞋打交道,对“鞋”十分熟悉,他省吃俭用,一粒咸橄榄就三碗稀饭就是一餐。他积攒了一点资金之后,就在镇邦街头广发百货公司的楼侧摆了一个鞋摊,仗着修鞋技术过硬,增加售后服务,很使顾客满意,生意红火。逐步发展,于上世纪40年代在镇邦街头买下一家铺面,颜氏鞋业更加腾达。

第四,多年伙计熬出道。1986年,我受公务所派,接待一位来汕头搞慈善事业的洪姓香港老太太。公务之余,洪老太太请我帮她找一个失去联系多年的人。她向我介绍说:“我原是镇邦街华达利钟表行老板的姨太。我们行铺有一个姓陈的雇员,自10多岁就到我们店当小伙计,他忠心耿耿为华达利服务,一步一个脚印,从小伙计一直升任家长(长,此处潮音读dian2,家长,即经理),他一直为华达利服务了20年,为华达利创造了很多利益,我们决定回报他,就赠送他一笔资金,让他自立门户。不久他就在镇邦街开了一家"光明钟表行"。”光明钟表行在镇邦街35号,老板陈伯的幼子是我的要好的同学陈国光。我立即带着洪老太太去见陈伯。甫坐定,陈伯就指着洪老太太追述华达利赠资让他也当上资本家的往事。镇邦街的此类往事,不仅发生在陈伯一人身上。

他们的苦水

镇邦街鑫记百货店的老板老林1956年响应政府“对私改造”的号召,将自家产业“公私合营”,自己成为地方国营百货公司的一名职工。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一个熟人,熟人问他近况如何,历来说话不乏幽默的他说:“我现在真如神仙过的日子,行下行,食国营。”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老林的单位。单位领导以这句话作为老林“不满现实”的罪证而对其进行惩处。197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老林零距离接触。老林叫屈地说:“我当年说"行下行,食国营",是出自衷心高兴之言。解放前,我自己当老板,每天店门要干10多个钟头,处心积虑,拼死拼活。成为国营职工,每天只干8个小时,有固定工资,还有休假日,比当老板时清闲自在多了。”老林还说:“人们只知当老板风光,却看不见风光背后的辛酸。”老林说,他们生意人在旧社会,除了怕反动政府的盘剥,怕土匪乱兵的抢掠,还怕癞滒(麻风病人)的骚扰。那时如果有人抬着一个重症癞滒赖在某一家商铺门前,这家商铺不出一笔不菲的财物是不能了结此事的。商家最怕的是“拆白党”。当时镇邦街的一家金铺(老林先生说过这家金铺的店号,我忘记了),有一天来了一个衣着光鲜的老太太,随行两个大汉也西装革履,十分派头。两个大汉自称是汕头埠某大洋行伙计,老太太是洋行老板的母亲,洋行老板要嫁女,老太太亲自来为孙女挑金器作嫁妆。贵重物品挑了一大堆,其中一个大汉对老板说:“我们小姐很挑剔,让我将这些东西先送给她过目,合意了,我再送上银票一并结算。”金铺老板不介意,让大汉将东西带出门。过了一个时辰,还不见他来回复,另一大汉对老板说:“让老太太且在这里歇息,我回去催他快把银票带来。”老板想,有老太太在这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也就答应了另一大汉的要求。谁知两个大汉一去不复返。金铺老板急了,问老太太:“您的两个伙计为什么不来?”老太太答:“我不认识他们。我在澄海城内行乞,他们抓住我,把我装扮成这个样子带我到这里来,吩咐我不要乱开口,若不听话就打死我。”金铺老板知道遇上拆白党,哀叹一声昏过去。

他们是爱国者

1975年,镇邦街的一个“老资本家”要死了,我去探望他,给他送上最后的关怀。他有一半以上的儿女为了自身的前途,与他“划清界线”,不来与他送终。他很悲哀。他在回光返照之际拼尽最后的力气与身边的人说:“我至少是一个爱国者。我支持孙中山革命,建中山纪念亭和中山公园我都捐了款;抗日战争时期,我送大儿子去打日本鬼子;抗美援朝时期,我送二女儿去打美帝……”

的确,镇邦街老板的子女中,出了不少的革命者。

抗日战争时期,镇邦街奏响一曲壮怀激烈的爱国之歌。那是1939年6月21日汕头沧陷之后的事。日本人物色了一个胆小怕事的生意人当了镇邦街的保长。保长给各家行铺派发日本旗子,要求各商户明天一律要挂日本小旗子。无一商家正眼看保长,有的人甚至当面呸他一口。他弄得灰溜溜的。第二天,保长在自家铺头插上日本小旗,然后诚惶诚恐走出店门,看看左铺右店插日本旗的执行情况,一望,吓了一跳:镇邦街近乎死一样的沉寂,除了他,无人开店门。他踱到他妹夫店门前,敲门。妹夫开门,见是他,顺手抓起身边一把凳,朝他狠狠砸去!偏了一点,他仓惶逃走。他知道众怒难犯,把自家店门也关了,溜到乡下去。

1939年的那一天,镇邦街商铺拒挂日本旗不约而同关门,其中不少铺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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